引言
正当人民解放军在浙江东部沿海调兵遣将,集结陆、海、空军的精锐部队,准备向大陈列岛发起攻击时,蒋介石一伙却忙于在台湾岛上演了一出政治闹剧,大搞所谓的“总统选举。”年5月,蒋介石乘坐“太康号”军舰,隐处在舟山岛的定海,指挥汤恩伯军守卫上海,一面秘密地抢运黄金,一面谋划夺取“远东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
5月25日,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入上海,完成了对吴淞口的合围,蒋介石眼见败局已定,便乘“太康号”军舰仓皇逃到澎湖,6月1日,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抵达台湾高雄。当飞机降落在高雄机场后,这位被空前溃败震惊得失魂落魄的“在野总统”,面对着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台湾政局简直不敢下飞机,直到他当日爱将、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登机面报“这里都是自己人”后,才跨下舷梯,数日后,转入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
在宾馆驻足下来,一听说此处名曰草山,蒋介石便大为光火,认为有讥讽他“落草为寇”之嫌,遂下令改草山为阳明山。后来他的总统官邸,也就改称阳明山官邸。这个改名也是从曾国藩身上学得的。曾国藩晚年在湖南曾借隔世同乡,反清大儒王船山之名来自我标榜,这一回,蒋介石也将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的大号拿过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尽管蒋介石对草山二字讳莫如深,但民间却一直仍称草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年的圣诞节,蒋介石隐居在台中的日月潭涵碧楼里“持志养气”,谋划复职总统和“复兴党国”的大计,时值岁末年终,黄昏时刻,他独自步出涵碧楼,在潭畔徘徊,眺望碧波如镜的潭水,凝眸残阳似血的苍烟落日,胸中自不免涌起一层英雄末路,时不我与的悲怆。在惆怅情绪袭来时,他忽然兴起到日月潭垂钓排遣忧虑的念头。
随侍在侧的长子蒋经国当即吩咐侍卫安排钓船,让其父去享受一回“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雅趣。孤舟在潭中随波轻荡,钓竿低垂在湖水上面,不经意间,忽觉钓丝蠕动,浮标沉坠,他意识到鱼儿已经上钩,便沉住气,稍等了一会儿,然后用力一拉,眼见那钩丝绷得更紧,浮标急速下沉,他急忙收竿,一条五尺长的大鱼在狠命挣扎中被拖出了水面。国民党当局从大陆逃到台湾,也真度过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台湾原有人口万,一下子又压上万,于是几乎是住没有住的,吃没有吃的。
他们就发动人们开荒种地,哪怕门前、路边的一小块儿、一小条儿空地,也要种上粮食、蔬菜,一年可收四季,或是养上鸡鸭……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虽然从李宗仁的手中硬抢回来了“总统”的权杖,重新“复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法统”的问题。按照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任期6年;第26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之前90天集会,进行重新选举。
蒋介石充任国民党行宪以来的首任总统是在年5月20日,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应当在年3月29日之前召开,选出第二届“国大代表”和新一届“总统”。然而,此时此刻,蒋家小朝廷的“政令”只能勉强及于台、澎、金、马等几个小海岛,地域的局限性非常大,如何选举出第二届“国大代表”,成为让蒋介石十分头疼的事情。如果仅从现在国民党军占有的几个小海岛上选举“国大代表”,显然是无法代表整个“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又怎么能够再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随着选举日期的日益临近,蒋介石愁眉紧锁,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想出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办法。在蒋介石的庭院里,环绕一圈的香樟、丹枫、白皮松、青檀、银杏、高山榕等拉扯出一道浓阴蔽日的绿色围屏,让这座豪华官邸同外面的尘嚣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那片绿茵如洗的草地,像织女巧手编织出来的一幅大地毯,从官邸台阶边沿平平展展地延伸到了参天大树的绿色围屏跟前,使整个庭院恰似一只碧色琉璃盘。在琉璃盘靠近官邸门廊处,安放着一张用台湾白藤编织成的大躺椅。
那些天,蒋介石在做完早祷“功课”之后,常爱只身踱进这座空阔宁静的庭院望着参天大树深情凝睇一番,便在白藤椅上躺下,让大脑畅游在遐想的天地间。他在躺椅上轻轻挪挪腰肢,调整一下躺卧的姿态,舒缓地呼吸几口草地上荡漾的新鲜空气。空气中充满了负氧离子的清新、湿润,还混合着海风带来的几分咸味,好像山涧流淌着的一泓泉水,汩汩地流入了他的心脾,透析着他的骨髓,使他整个身心都轻盈地进入了“花开花落由它去,云卷云舒任自由”的静气之中。
这也是蒋介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持心养性的一大功夫。曾国藩在行军作战或者署理朝政大事时,逢到决定存亡祸福,胜败荣辱,宦海浮沉的重要关头,总是独处一室,焚香静坐在帐中沉默想,来对自己的进退行止作出乾坤一掷的最后抉择。蒋介石平生心仪曾国藩,除了爱将“曾文正公家书”馈赠亲信将领,教诲子侄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曾国藩“每逢大事有静气”的风范。在这上面,他有别于曾国藩的地方是不再在帐中焚香静坐,而是寻找名山胜水的园林中去“悠闲消虑”。
大陆时代,他酷爱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重庆的凤凰山林园,退居海隅后,便以高雄的寿山,桃园的角板山和台中的日月潭来取代,尤以台中的日月潭,对他影响特大,感受最为深切。后来,果然有他手上豢养的一帮政客、谋士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即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1条的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为此,“总统”可以根据“紧急处分权”和“行政院”的建议,以“戡乱”尚未结束为由,批准在大陆期间选出的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这样就解决了“国大代表”的省籍和代表性的难题。蒋介石一听,连声叫好,当即下令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下一届“国民大会”“依法”召开之日。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戡乱”永无休止,第二届“国民大会”何日召开就成了一个未知数。如此一来,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的任期,也就从6年一任或3年一任改为“终身制”。
台岛居民对蒋介石的这一措施非常不满,讥讽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解决了“国大代表”的任期资格,新的麻烦又来了,这些“万年国代”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的毕竟是少数,把所有在台湾的“国大代表”都凑集到一起,也远远不够开会和选举的“法定”人数。这时,又有幕僚出主意说,可以让大法官修改“选举法”。蒋介石依计而行,分别下令颁布了“国民代表缺额补充办法”,要求原“国大代表”及候补“代表”限期向“内政部”报到,逾期不报而行踪不明在3年以上者,将被取消“代表”资格。
经此措施,大陆时期选举出的名“国大代表”有名报到,超过了半数。但这名“代表”并不都不居住在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香港和海外,很难保证他们都能出席会议并在选举“总统”时投蒋介石的票。在蒋介石的授意和操纵下,“终身立法委员”们修改了“国大代表大会组织法”,将第8条中的“开议人数须半数”改为“三分之一”。这样一改,就可以保证蒋介石连选连任了。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幕后操纵和准备,蒋介石认为万事俱备,遂下令于年2月19日在台北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关于正副“总统”的人选,蒋介石早已内定好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2月15日召开会议,决定蒋介石与陈诚为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为了以示民主,蒋介石还效仿西方政党的提名方式,示意国社党也提出正副“总统”候选人来与他“竞选”。国社党明知提也没用,但不敢拂逆蒋介石的旨意,只好推出老同盟会会员、前司法部长徐傅霖为“总统”候选人,“监察委员”石志泉为“副总统”候选人,去为蒋介石的“民主选举”做点缀和陪衬。
后来,又有无党派人士莫德忠参加“总统”竞选、王云五参加“副总统”竞选。但这两个人只是中途凑凑热闹,还未等正式选举就宣布退出了。年3月17日,“国民大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票,徐傅霖得票,都没有得到出席会议“代表”的半数以上的选票。
结语
按照修改后的“选举罢免法”第四条规定,需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乃在人们意料之中,3月22日,蒋介石以票当选为“总统”。随后举行的“副总统”选举又重复了“总统”选举的这一幕,陈诚也顺利当选。预定在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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