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中，于右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台湾，他被称为“永远的监察院长”。蓄着大胡子，一身长袍装束的于右任是他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在同乡子弟李鸿超的记忆中，年轻时的于右任便已留起了胡子了，“于胡子”这个外号也在那时被人叫了起来。
然而，民国时期政治权力的交替，对于这位到台湾已经年过七旬的清朝举人来说，似乎一切来得突然又残忍。
曾经矗立在台湾玉山山顶，让主峰高度从米补足到米的铜像，是国民党推崇于右任的表征。可是，这位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国民党人的铜像，却在年首次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头被锯了一半。这一点，是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于右任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他于年出生在陕西三原。
陕甘地区本就贫瘠，于右任诞生前夕，正值左宗棠率领清军镇压陕甘回族起义之际，连年的天灾加上战乱，使得陕甘大地赤地千里，大批饥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于右任的母亲赵氏，便是从甘肃静宁县逃到三原的饥民。赵氏后经媒人说合，嫁给了以刻字为生的于宝文。婚后不久，于宝文为生活所迫，前往四川谋生，而赵氏则于第二年生下了于右任。
因为于宝文的外出，于家的生活重担一下落到了赵氏一人身上。日益劳累之下，赵氏不幸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赵氏把还不满两岁的于右任托付给了自己的妯娌房氏。
房氏贤惠而善良，她把于右任当做自己的骨肉来抚养。于右任7岁时，房氏将其送进了村里的私塾读书，为了督导他多读些书，每天都要到三更才睡，有时即便于右任犯了微小的错误，她定会接连数日愁眉不展。这使懂事的于右任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让伯母伤心难过。
这些事，一直到于右任60岁时还记得。对此，他曾回忆说：“她爱护我的一片苦心和严肃正直的精神，我到今天还会常常在梦里看见。”
于右任读完村塾以后，他靠着族人的资助，进入了三原县的名儒毛班香先生处读书，学问大长。当时，陕西学政为奖励文章写得好的学生，在有些书院设有一种“考课”，给考得好的学生发点钱，以示奖励。于右任14岁那年就得到了二钱银子的奖金，之后他经常参加此类“考课”，所得的奖金除补贴家用以外，还用来买了许多的书。
17岁那年，于右任成了秀才。但他贫苦的生活仍未改观。
年，于右任20岁时，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在当时各省的提学使中，他是以学问渊博著称的。清朝制度，提学使三年一任，每省一员，由清政府派遣大员充任，体制宛如钦差，可以专折揍事，位次于督、抚，但奏事却与督、抚平行。
叶尔恺到任后，出了几十道试题给秀才们去做，限一月交卷。于右任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勉强写成了10多篇。想不到呈上去后，叶尔恺对其大加赞赏，并提笔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于右任获得了当年岁试的第一名。
也是在这一年，及冠的于右任与同乡女子高仲林成了婚。关于高仲林如何如何，与于右任同乡的李鸿超曾回忆道：
于夫人待人甚笃，尤其是对待一拨热血青年更是关爱有加，记得在西安住家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里有人已经做了国大的代表，她常常邀请我们去家里打麻将，给我们做臊子面吃，对我们极为爱护。
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10月16日，慈禧一行人到达西安，地方官强迫西安群众冒雨跪在泥泞的道路旁迎接“圣驾”，于右任也在其中，他所读书的陕西中学堂也因被占作行宫而停办。
这一次跪迎的屈辱和失血的打击，使得于右任对“皇权”的信仰发生了动摇，面对国事衰竭、民生涂炭的社会现实，于右任写下了一批抨击时政的诗篇，集结为《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年出版。其中，他曾借古讽今地写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矛头直指慈禧太后。
后来，三原县令在看到这份诗集后，立即将此上报给了陕西巡抚，陕西巡抚又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报清廷。年春，清朝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就地处死。
年，适逢甲辰会试。由于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因此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进士会试，便在河南开封举行。参加会试的于右任行往开封，朝廷拿办他即行正法的密令也在途中。巧的是，因电报和驿站发生问题，密令并没有及时送到陕西。
此时，于右任的家人已探知消息，火速雇“快腿”赴开封送信，不日进入开封西门，寻觅到于右任之后将家书交与他。只见上书12字：“哭笑楼，将上墙，虽未祥，祸已藏。”于右任知道自己的“反诗”引来了杀身之祸。连夜逃离了开封，躲进了上海的租界。
于右任书法
二、
到上海租界后，于右任剪去了自己长长的辫子，有了一副全新的模样。不久，他又结识了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马相伯是著名的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耶稣会神学博士。
马相伯是从陕西老乡的口中得知于右任的才华，敦促手下将此人约来见面的。会面之后，于右任也成为了马相伯的学生。虽然说，于右任、马相伯之间的年龄相差有39岁之多，但他俩却有惺惺相惜之意：一个是深相器重，一个是执礼甚恭。
有一天，马相伯把于右任召到办公室，郑重地说：“我知道你曾经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已经足以做我教学上的助手了，明天开始，你便是震旦的教师了。”于右任虽不免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原是一个坦荡爽快的人，便答应了打下来。一夜之间，于右任和马相伯的关系，也从师生，变成同事了。
此后，于右任终身感激马相伯，称他为“夫子”，当他作救命恩人。事实也是如此，可以说，于右任后来的革命事业有一半都是马夫子所赐。
年春，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另起炉灶，办了一座新学校——复旦公学，以便全力支持学生的立场，脱离原来已被传教士控制的震旦。后经过震旦师生半年的奔走努力，复旦公学于这年8月在上海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公学的“复旦”两字，是出自于右任的提议的，表示不忘震旦的旧情，也含有复兴中华的意义。
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等主办的《新民业报》上刊登出了于右任的一封投书。也是这封投书，让于右任一鸣惊人。梁启超也因此十分佩服于右任的见识和文笔，所以事后请人介绍，与比他年轻6岁的于右任订交，并设宴款待。
年，28岁的于右任看到上海的革命宣传机关——《苏报》《警钟日报》相继被清廷查封后，始终不见继起的革命报刊，心中闷闷不乐，决心自己出来办一份报纸，倡导革命，策免民心。
于是，于右任开始走访复旦、中国公学的同学，告诉他们有心筹办一份《神州日报》。听到于右任的想法后，大家的反应很热烈，有些年长的学生也一应而起。在第一次的筹备会议中，就公推发起于右任赴日本考察编辑和经理业务，同时进行募股工作。这年9月，于右任便由上海坐船出发，不日抵达日本。
虽然说，于右任此次日本之行的初衷是为了筹集办《神州日报》的费用，但比起这个，在日本遇见并结识了孙中山，是于右任更加开心的一件事。也是在认识孙中山后，于右任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
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准备后终于问世，报眉是清朝末代状元张謇所题，纪元也不再使用清帝的年号而改用甲子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神州日报》的主笔差不多都是同盟会会员。
三、
年民国成立之后，于右任看见军阀割据的景象，决定舍弃自己最爱的报业工作，以文人之资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回到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对抗北洋军阀。
年年底，于右任随孙中山北上，不久，孙中山即卧病不起，于右任奉命赴东北与张作霖商谈。因此，孙中山口授遗嘱时，于右任没有在场，也未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字，这是他毕生引为遗憾的一件事。
孙中山逝世后，于右任被推定为葬事筹备委员，同时他还是北京治丧处秘书组成员。后来，中山陵墓建成，年6月1日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但可惜的是，在这天于右任因足疾发作，未能参加此次典礼。
年11月，于右任被国民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兼检察院院长。从此，于右任的政治生涯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以后的30年里，于右任曾多次因为事情不顺利而请辞监察院长，他的内心始终存着归隐乡居的念头。虽说如此，但他最后还是没有辞卸这一职业，而鞠躬尽瘁了。
年4月26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了南京，于右任也率领留京的监察院同人去到了广州。在广州的每天下午，他都要驱车到黄花岗上，徘徊瞻望，好像有所召唤，又为从者讲革命故事，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
11月26日，于右任跟“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坐同一班飞机飞到重庆，在南宁会晤了白崇禧，并于29日抵达台北，依旧接续“监察院长”的角色。
张大千与于右任
初到台湾，蒋介石原本是想给这位国民党元老一栋位于台北市铜山街的花园洋房的，其中有讲究的会议室、客厅、起居间、写字间，不过后来被于右任拒绝了。在台的日子里，于右任大多时间都住在位于和平东路的青田街7号。
四、
这栋房子，是于右任的一位亲戚在分配到宿舍后借给他住的。这里环境虽然嘈杂，但也并未能影响到于右任，大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况味。
在这里生活的日子中，他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很短，只有四五个小时，上午9点左右到“监察院”办公，12时回家。午饭后，小睡片刻，如果没有应酬就留在家里。他的客人很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只要谁想见都可以登门拜访，他从不拒绝；有人求他，他必尽力帮助，甚至向部下亲信借钱来周济别人。到了临死前，还欠下一些债。
青田街所住的院子里，有几株老树和几盆海棠花。除了客厅稍大，卧室和下房间简直小得可怜，他的卧室里放着一张木板床，被褥也并不柔软，但也一直不肯换张新床。于右任为人一向主张顺乎自然，他家园中的花木从不修剪。小水泥路也因为不加修铺，一遇雨季就长满青苔，穿皮鞋走过，常会滑倒。这条小路，只有每年春天于右任过生日前的那几天，才会彻底清扫一下，因为每年生日，蒋介石总是亲自来道贺。
尽管于右任身居要职，但他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家中的陈设也极为简朴。冬天，他喜欢在屋里生盆炭火，在炭上煮一壶茶，一卷在手，悠然自得。而且于右任也十分有趣，在喝汤时，他还会把胡子绑起来，有时候编一变，看上去就如他的草书一般潇洒。
然而，时间的推移是挡不住乡愁的。年元月12日，于右任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并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
或许，于右任身上穿的那些长袍，就是他和家乡最亲密的联系了。那时，他的衣物都是由大陆送到香港，再由侄女婿等人从香港带到台湾的。
五、
关于于右任，值得一提的是，在年至年的三次国共的和谈里，他一直扮演着国共之间重要桥梁的角色。
于右任秘书胡恒说：“重庆和谈的时候，于先生请毛泽东吃饭，陪同的就是一个周恩来，一个王炳南，周恩来对于先生非常佩服，他说于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于右任的大女婿屈武，当年是共产党员...”
后来在年3月时，周恩来收到了一封来自章士钊的信，信中写道：
胡子（指于右任）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关心。
周恩来读完信后，当即便决定让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去了西安，让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虽说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按照陕西的风俗，是可以补寿的。
于是周恩来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为于夫人补寿，决不能为这件小事情让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儿媳以及先生的外甥周伯敏去了西安，为于夫人祝寿。宴会上，于夫人果然兴高采烈，形于辞色，宴会结束后，全体又合影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事后，周恩来指示，要屈武给于先生写封信，把西安祝寿的盛况告诉于先生，把照片也附去。屈武在写信时，想把祝寿的事是出于周恩来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中又不能直书，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
邵力子是于右任的老朋友，彼此相当了解。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对周恩来的称呼改成莲溪先生就行了。”原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邵力子和于右任住在一起，彼此常谈起历史名人，曾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敦颐别号莲溪先生。邵与于谈起周恩来时，总是称他周先生。因此，屈武在信中写莲溪先生，于右任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想到周恩来的。
后来，于右任收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意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周恩来转达他谢意。他对周恩来的称呼，也用的是“莲溪先生”。
然而，此事过后仅三年，也就是在年的11月10日，于右任过世了。在其过世后，因为个子高，甚至还没能选到一个合适的棺木，只能临时赶工定制。该棺木运来时，甚至连棺上的油漆都未干透。
如今，阳明山上那座可以远眺台湾海峡彼岸的于右任墓园，还留着他的遗风，也留着他无法归乡的遗憾，正如他去世时的诗篇一般意味深长。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民国，如果就以文明来说，这绝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因为这是东西方文明发生直接碰撞的一个时期。
在民国，除了有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周总理外，还有有如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断然接受西方政体，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阎锡山等地方强梁，留洋归来，主政一方，推进本土现代化；蔡元培、胡适等文人，致力于洋为中用，推广西方教育体制；还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捍卫了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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