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塔（一）丞相塔前丞相祠清初著名的海宁籍诗人查慎行考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半百。康熙三十一年（）春，查慎行在九江知府朱俨幕中。这年夏天查慎行开始编辑《庐山志》，为此他于七月二十四日起游览考察庐山，朱俨为他准备了半月干粮，“既为辑《庐山志》，复遂庐山之游，贤地主之贶我良厚矣”（《湓城集》小序）。这次庐山之行历时十日，行中各处均有诗作，结束后又撰《庐山纪游》一卷。
除了白鹿洞书院，查慎行所见庐山的人文景观其实破败不堪，寻访古迹多不可得，其中寻宋行程主要包括：
濂溪先生祠，去城约十里，今祠废，石坊犹存。明嘉靖中都御史傅凤翔建。又一里，渡石塘桥，乃先生墓道。按《九江志》，旧有墓道亭，今亭亦废。墓在栗树岭，去大道五里。先生隐居旧在莲花峰下，与圭璧、锦绣相比，为三峰，土人无能确指其处者。意双剑之西，数峰如笋，秀色娟然，且其下有莲花洞，当即此也。
西林寺……尚存断碑三，大抵皆宋景德间免粮牒文。
再接下来除了白居易到过的大林寺，天池寺所谓“天池”其实“广不盈亩”，今天所见更已小至数丈见方而已。天池景区多是周颠仙与王阳明的遗迹，不过查慎行注意到一处很不起眼的宋代遗迹即天池寺的佛塔：
砖塔在山北，宋韩侂冑建。建炎中，曾被雷震一角。赵忠定公汝愚祠在山椒，与塔相近，今废。
这个早已破败的景观让查慎行感触良多，他为此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赵忠定公废祠在天池塔傍》，诗云：
丞相塔前丞相祠，千秋兴废偏同时。我来吊古一惆怅，青史贤奸僧不知。（《敬业堂诗集》卷十五）。
庐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的景观未见于清代以前的文献，但清初似乎引起了不少文人的注意，另一位著名诗人陈大章也有七律《由石华表上天池塔寻赵忠定公汝愚祠堂故址》云：
宝塔初成一角摧，分明天鉴属昭回。如何曲笔山阴叟，空把经函枉迅雷。戒坛石塔已全隳，漫向秦封觅故基。仄磴丛篁凭吊久，至今人说赵公祠。
首、尾两联同样是对宝塔与赵公祠做出了忠奸两立的判别。同样是康熙年间文行远的《浔阳跖醢》也有记载：
赵忠定公汝愚祠，在山麓，以祠忠定与其父母，莫知所由始，或崇宪知江州军事时所建也。
今天庐山天池景区已不见赵汝愚祠的踪迹，清人所见也是“废祠”“故址”。但诗文所记寻访目标均为赵汝愚祠，说明赵汝愚祠曾经明确存在但已“莫知所由始”，而韩侂胄建天池寺砖塔之事似乎只见于诗人的凭吊。但是由于没有连续性的文献记载，无论丞相塔还是丞相祠的来历都变得十分可疑。那么赵汝愚祠究竟是何来历？史志中未载韩侂胄建塔究竟是受累于青史贤奸之辨还是别有隐情。
庐山天池寺山门（二）赵汝愚墓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恩怨情仇、忠奸功过，史书上通行的讲法是：绍熙政变中，赵汝愚考虑以太皇太后吴氏的旨意迫使光宗禅让于其子赵扩，并通过吴氏外甥、知合门事韩侂胄向吴氏寻求支持。韩侂胄又通过内侍关礼与吴氏取得联系，获得吴氏同意后，赵汝愚在为孝宗举行禫祭时宣称有光宗御笔“念欲退闲”，向垂帘听政的吴氏请旨立赵扩为帝，于是赵扩（宋宁宗）即位，赵惇称太上皇。光宗禅位并非出于自愿，宁宗即位以后，赵汝愚因有策立赵扩不断升迁，拜右相。赵汝愚重用信奉理学的官员，请朱熹出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而没有足够重视绍熙政变重要参与者韩侂胄对于权位的诉求。韩侂胄期望获授节度使，结果只有枢密都承旨的兼官，这使他对赵汝愚十分怨恨。为排挤赵汝愚，韩侂胄通过御笔先后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台谏官，韩侂胄利用台谏官弹劾赵汝愚。赵汝愚是赵光义长子赵元佐的后裔，以宗室拜相有违宋朝传统。庆元元年（），李沐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参劾赵汝愚，赵汝愚出知福州，不久罢为宫祠，赵汝愚引进的理学官员全遭贬黜。结果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被贬死于安置永州（今属湖南）途中。韩侂胄则获授保宁军节度使，又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打击理学，韩侂胄又发动“庆元党禁”，禁止在省试中以道学取士，朱熹被韩党攻击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下诏“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清查近年各科进士及太学优等生中的“伪学之党”。
有些地方记载，赵汝愚被安置永州，途经衡阳遇害身亡。赵汝愚当时是戴罪之身，最初下葬于湖南长沙，因此今天长沙妙高峰北麓青山祠侧仍有赵汝愚墓，墓碑刻“南宋忠定赵福王墓，南宋庆元二年丙辰安葬，清宣统二年（）庚戌续修”，墓堆石壁嵌有叶德辉所撰碑记，该墓年就被湖南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问题是一般认为赵汝愚是饶州（今江西上饶）余干人，今天余干县枫港乡樟木桥村雕峰也有一座比长沙更大的赵汝愚墓，目前是上饶市文保单位。该墓高6.5米，直径30米，占地约平方米，墓地乔木环抱，墓前有镇墓兽等，雕峰西麓又有石牛、石马，清光绪年间朝廷曾颁发保护南宋丞相赵汝愚墓的告谕。这样一来，赵汝愚墓就有了长沙说、余干说与迁葬说三种观点。
赵汝愚卒于庆元二年正月，墓志铭记载“公薨之年五月壬午，葬余干之雕峰”，余干无疑有赵汝愚墓。至于长沙赵汝愚墓，清人陈运溶的《湘城访古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明统志》谓“汝愚谪永州，道卒，旅殡于湘东开福寺，州请于朝，得旨归葬”。据此则汝愚无葬长沙事，旧志所载“或归葬过潭时权殡处也”。案，《宋史·罗必元传》云：“元知余干县，赵福王府骄横，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必元直之。”据此则墓之不在长沙明矣，较《明统志》归葬之说更确，而近人不学，乃于妙高峰置冢树碑以实其事，妄也。
陈运溶依据《宋史·罗必元传》确认赵汝愚墓在余干，又依据赵汝愚卒后“旅殡于湘东开福寺”而认为长沙赵汝愚墓是在“权殡处”“置冢树碑以实其事”。不过赵汝愚去世时是戴罪之身，无人为撰墓志铭。直到韩侂胄已经去世后的嘉定元年（），赵汝愚始尽复官职，谥曰“忠定”，这才有刘光祖为撰《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而据清同治《余干县志》记载，罗必元任余干知县已是度宗朝（-），所以墓志铭与罗必元干预赵汝愚墓占山都是距赵汝愚去世十余年、数十年之后的事情。当然赵汝愚毕竟是宗室大臣，即便在韩侂胄专权时代也有可能很快得以归葬家乡。
庐山风光（三）照江崖与赵忠定公汝愚祠赵汝愚墓虽然仍有谜团，毕竟长沙、余干两地都作为文保单位很好地保存下来。比赵汝愚墓更加让人困惑的是文献记载赵汝愚的祠庙至少有三处，但任何一处祠庙实体都已了无痕迹。一处在赵汝愚的卒地湖南衡阳，清代赵申乔重建并有记文：
衡阳之有赵忠定公祠也，以公谪赴永州，道经衡州，守臣钱鍪阿韩侂胄意，阴中之，暴卒，殡于湘东开福寺，旋得请归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后，祠既不存，基地遂侵没于有力之家。余过衡阳，偕监司以下往勘，仅有隙地数尺，众咸指为祠基。
另一处在浙江桐乡，雍正《浙江通志》记载，赵善应“建炎间与其父申国避地崇德之洲钱，遂家焉”，赵汝愚就出生在这里，清代的《檇李诗系》不但明载“靖康丁未生汝愚”于此，还称“是年孝宗亦生于秀州，此南宋君臣基命之数也”。《宋史》称赵汝愚是余干人，应该是赵善应后来监余干酒税并在当地置有田宅而迁居。崇德洲钱就是今天浙江省桐乡市洲钱镇，明嘉靖年间建忠勋祠祀宋赵忠定公汝愚，其后桐乡人钱梦得重建，并撰《赵忠定公祠记》称：
吾乡忠定赵公，以天潢懿亲夹辅宋鼎，诞生于洲钱民舍，故里曰“生贤”，巷曰“探花”，犹昭昭在人耳目。祠旧在祗园寺，嘉靖间胡中丞毁诸寺观，祗园赖有公祠，独不毁，意其箕尾山河，鬼神呵护，亘古今不可湮没欤。今祗园梵宇金碧辉映，而公之榱桷几筵化为乌有矣。念夫缁衣锡杖，犹思克绍衣钵而章缝衿佩，顾独无高山之仰耶？靳侯捐俸首倡，使邑中好义者翕然乐助以共成此祠也。
今天桐乡赵汝愚祠虽然无迹可寻，但洲钱镇东田村竟建了一座赵汝愚丞相府来纪念他。
第三处就是清初诗人津津乐道的庐山天池景区的、“莫知所由始”的赵忠定公祠，文行远猜测是赵汝愚之子赵崇宪知江州（今江西九江）时所建。虽然今天游览庐山连查慎行当年所见赵汝愚的废祠、旧址也不知所踪，却有一处景点保留了赵汝愚祠非常重要的记载，这就是照江崖。当代庐山史志对照江崖景点的介绍如下：
照江崖在天池寺西北。明朝刘世扬题刻“照江崖”三字。王守仁于明正德十五年（年）刻“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一诗于崖上，看似描绘同一时辰山上山下不同的气候特征，实则表达他当时内心的不平静，宣泄胸中郁闷。无独有偶，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期间，曾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李锐等4人散步到此，觉得王守仁诗意与他们的不佳心情“有某种暗合”。他们“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田家英当即写下一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照江崖上有石亭覆盖，亭为民国人汪精卫所建。
整个介绍只字不提赵汝愚或赵崇宪。
其实这里提到的“照江崖”与王守仁诗的题刻都刻在照江亭内平地突起的一处巨岩之上，但两者所占面和人仅占石崖正面的五分之一左右，石崖左侧主体部分是嘉定四年（）十一月赵崇宪《祭先祖考妣文》，全文如下：
维嘉定四年岁次辛未十一月己酉朔，越十五日癸亥，孙朝请郎、知江州军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赵崇宪，谨遣曾孙必垕，以清酌庶羞致奠于先祖考太师庆国笃行公、先祖妣冀国夫人李氏、先考太师大观文丞相福国忠定公、先妣秦国夫人徐氏之祠。维昔笃行，绘像此山。祠宇俨设，盖已有年。继忠定公，并列其间。山以祠重，祠以山传。崇宪不肖，假守江堧。首访精庐，榱柱欹颠。追惟先志，心折涕潸。尚期异日，吏责少宽。再加营葺，旧观复还。庶几英灵，百世妥然。欲拜祠下，官守拘牵。敬遣贱息，洁蠲以前。寸诚悲切，神其鉴焉。尚享！
这篇文献正是依赖照江崖的石刻得以保存，记述赵崇宪知江州时派其子赵必垕，祭祀赵崇宪的祖父赵善应与父亲赵汝愚。赵善应在监饶州余干酒税时应该置有田宅，赵汝愚因此称余干人。赵善应终官江西兵马都监，应该卒于任上并可能葬于庐山，故而在庐山有祠庙。赵汝愚去世后赵善应祠庙可能并祀赵汝愚，因此赵崇宪称“维昔笃行，绘像此山。祠宇俨设，盖已有年。继忠定公，并列其间”，并在知江州时“再加营葺，旧观复还”。庐山赵忠定公祠本是赵善应祠庙，自然是赵汝愚所建更加合理。赵汝愚在嘉定年间被平反后成为一代名相，庐山赵善应祠庙应该这才演变为赵忠定公汝愚祠。
至于查慎行诗中所吟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情景，或许只是诗人的想象。因为陈大章诗《由石华表上天池塔寻赵忠定公汝愚祠堂故址》颔联“如何曲笔山阴叟，空把经函枉迅雷”有自注称：
塔为韩侂胄建，合尖时有僧以血书经一函封之，雷击其角，见陆务观记。
但这段自注就摆了一个乌龙，因为陆游的确在《入蜀记》中写过天池寺砖塔遭雷击的故事：
旧闻庐山天池砖塔初成，有僧施经二匣。未几，塔震一角，经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问僧，僧云诚然。或谓经乃刺血书，故致此异。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遗，盖旁野火所及也。
问题是，《入蜀记》是陆游因宋孝宗乾道六年（年）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通判而撰写的一部长篇游记，陆游见到天池寺塔“震一角”的景象时韩侂胄年不足二十，“天池砖塔初成”更早于此。因此天池砖塔应该不是韩侂胄所建，至少绝对没有因为韩侂胄迫害赵汝愚而“宝塔初成一角摧，分明天鉴属昭回”这回事情。
总之，庐山天池寺景区的照江崖是与赵汝愚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宋代遗迹，但这里最早既不是“丞相祠”更没有所谓的“丞相塔”。查慎行吟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千秋兴废偏同时。我来吊古一惆怅，青史贤奸僧不知”，只是诗人为咏史而强行脑补出来的意境，当然这并不妨碍查慎行成为一名杰出的诗人与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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