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阿里山全是曲曲折折的山路

事情的主角，叫汤英伸，是特富野村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是望子成龙型的，而是类似于“读得好书就读书，读不好就回来种田”的态度。汤英伸的书就读得不错，一直考上了嘉义师专，这是一所以严厉闻名的师范学校。汤英伸来到这里，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为家乡的孩子们服务。在学校，他的成绩并非顶尖，但他个性豪爽，与同学们关系都不错。然而这所学校的严格校风却给汤英伸带来了“麻烦”（在大陆上学的孩子，应该对严格管理的学校深有体会）。

加之在那个时代，台湾尚有当局统一规定的发禁（对学生的发型作出的规定）。汤英伸因为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觉得有愧于家乡父老的他，决定去台北打工。那时，台湾对劳工权益的保护还远谈不上完善，从与世隔绝的村子里出来，初入大都市的汤英伸陷入了招工陷阱—号称是西餐厅在招工，到了之后发现实际上是个地下职业介绍所，涉世未深的汤英伸被介绍了一份洗衣房的工作，介绍费由洗衣房老板垫付。这里的工作环境闷热潮湿，工作强度大，没过多久，汤英伸便想辞职离开，老板以还未还清介绍费为理由，拒绝归还扣押的身份证。

有一天，以酒消愁的汤英伸，被老板强行拉起来要求加班，争执中，在酒精作用下的汤英伸，杀害了老板一家三口人。事发之后，汤英伸精神恍惚，在亲人的陪伴下去自首了。案件曝光，媒们纷纷以“灭绝人性”等角度予以报道，一审死刑的判决很快下来了。

二审中，有人权律师、作家等来帮助汤英伸寻求一线生机。在法庭上，汤英伸的律师说：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汤英伸犯罪固然不该，可我们能不能给这个刚满十八岁、没有前科的少年一个机会?主审的法官在回到办公室之后，突然想到给汤英伸的学校打电话咨询他的在校表现，这本来是救汤英伸一命的机会，然而校方的回答却说汤是一个犯错不断的问题少年（校方的这个回答，在管理严格的学校里做过学生的人，都应该不会感到奇怪吧），这样的回答，也导致法官作出了死刑判决。

消息传回到学校，引发了在校学生的愤怒。他们眼中的汤英伸，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对学校的回答感到非常愤慨——学校本应是教书育人之地，却用这样残酷的回应剥夺了一个少年的一线生机！社会上也开始有了反思的声音，少数民族与台湾社会的文化隔阂、劳工的合法权益、教育体系的思维方式，都成了讨论的内容。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也发出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命令。然而，随着党外分子在营救汤英伸的过程中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触及了蒋经国的敏感之处，最终汤英伸被执行死刑。年仅十八岁的他，也成了台湾当代历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杀人偿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杀人偿命”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逻辑，是为正义，还是为复仇？即便杀人者之恶真的到了无法宽恕的地步，是否一颗子弹就可以解决问题，就可以让悲剧不再重演呢？若只是将汤英伸这个人在世上抹去，而不去反思社会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改变，明天，又会不会发生新的恶性事件呢？在台湾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少数民族似乎一直是悲剧的角色。早期汉人去台湾拓荒，少数民族生存空间就被挤压，或不得不融入汉族，或被迫迁往高山之上。日据时期，少数民族又遭遇过大屠杀。白色恐怖时期，也有少数民族的头目遇难。

特富野村所在的阿里山乡，原来叫做“吴凤”，“吴凤”是当年死在这里的汉族拓荒者，这个名字也给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套上了一个“原罪”。再到20世纪80年代，又有了走出大山却遭遇如此噩运的汤英伸。在此事之后，台湾各界开始正视少数民族问题，反思相关的政策，也逐渐对劳工市场作出规范。如今的台湾，在致新年贺词的时候，在台北市政府的电梯里面，在花莲、台东的火车上，都可以听到或看到少数民族的语言。凯达格兰大道，也是以少数民族部落的名字命名的。

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士，也成为了名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张惠妹、张震岳，就都是少数民族人士。台湾人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彼此间的差异再大，毕竟大家是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之上，终究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接纳彼此的环境。汤英伸的骨灰，就埋在他的家乡特富野，若是他泉下有知，看到他的家乡一—宝岛台湾今天的样子，不知他会不会多少感到一些安慰。

小签原顶，风景独好。去阿里山全是曲曲折折的山路，从嘉义市的31米海拔，一直上升到多米海拔，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睡睡醒醒，好像翻过了好几道山梁的感觉。车已经进了山，沿着盘山路不断上升了，透过车窗往外面望去，发现山脊之上竟全是椰子树（后经好友指点，得知这其实是槟榔树，二者同属棕榈目），这件事虽然很符合逻辑，却从未想象过，在北方爬山时，都是山脚下阔叶林，慢慢上升，变成针叶林、灌木，再高一点变成草甸，从未想过会在山上看到热带植物。继续爬升之后，两边会有一片一片开垦出来的梯田，上面种着茶叶，而路两旁有村镇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茶厂，看着路对面一辆一辆飞驰而过的旅游大巴车，大概就能猜出来，这些制茶厂的客源都是谁了。